因为“内心对自己的要求”全能，所以“现实自我”无能。就好比一个业余选手，对自己的要求却是世界冠军级的，并且需要“立即、马上”实现，不接受反驳。全能自我对无能的惩罚，构建了完美的施受虐病态心理活动机制。施虐方与受虐方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通过施受虐，共同维护了内在全能要求的合理性，满足了自恋。因为我应该全能，所以达不到全能的痛苦也就是应该的。相对于通过达到外部的全能要求以满足自恋的艰难、甚至根本不可能来说，通过内在自我折磨满足全能自恋容易得多。因此，无能的痛苦一方面带给来访者巨大的痛苦，另一方面却让来访者（潜意识地）乐在其中，不愿改变。改变，等于谋杀他们的“自恋自我”。这类来访者的抑郁，并非可以通过简单的说教解决，他们需要专业帮助。 对非专业人士来说，专业术语及其解释，通常都晦涩难懂。 举一个例子，就很形象了。 一则经典精神分析笑话。转角遇到一位抑郁者，打个招呼：嗨，你好！抑郁者满面愁容：我哪里好，非洲还有几百万人处于饥饿之中。 这位抑郁者的痛苦，就是伴全能的无能痛苦。 我们把他的话翻译一下，就是：我应该拥有上帝一般的能力，让全非洲受苦的人都得到解放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否则，我无法高兴起来。因为，那意味着我是不好的，因为我没有完成我应该完成的任务。也就是说，我应该是可以拯救万民于水火的神，但我做不到。所以，这是我的失败，我的无能，我应该遭受内心的攻击。除非，我能达到我内心对我的要求，成为我内心认为我应该成为的神的样子，否则，我不能快乐。我应该痛苦。 也就是痛苦来源于内心对自己“全能”的要求，所以痛苦。如果内心没有对自己“全能”的要求，就不会有痛苦。 这种痛苦，其实也代表了对“我应该是神”的信念的维护。如果我可以不痛苦了，那其实就是放弃了“我是神”的信念。那就是对“（全能的）我”的背叛，所以我应该、并且心甘情愿接受内心的痛苦。这是“光荣的痛苦”、这痛苦也是我自恋的满足——好比基督耶稣为全人类背起了十字架。 因此，我的痛苦非常有意义！我就不应该快乐，你们哪里知道（包括我自己的意识层面也不知道），我是“（意识层面）痛并（在潜意识层面）快乐着”。我的痛苦满足了我的自恋。因此，抑郁本身也是一种内心妥协后的满足。在达不到自恋的要求后，通过自我惩罚而维护自恋满足的状态。 痛苦的这种功能，完美地构建了施受虐的心理活动机制。也就是说，施虐与受虐方，是周瑜和黄盖。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施虐方通过惩罚受虐方，维护了自恋的完整性；受虐方通过挨打——接受攻击，也维护了自恋的完整性。 如果我们把内心的这种冲突，转换成更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就是：施虐方说，我是神，你却没有达到神的要求，所以应该挨打，我惩罚你所以代表我这个神的存在；受虐方说，我有罪，因为你应该是全能的神，而我没有能力达到你的要求，证明你的存在，所以我应该挨打。但我可以通过接受你的惩罚而证明你神的存在。你做为神是存在的，我可以通过承认你做为神的要求是合理的来证明。因此，我必须承认我有罪，我应该挨打，我心甘情愿接受惩罚，以证明你的要求是对的、合理的，也就是你的存在是合理的。 （此图为后配图，图片来自网络，使用时未发现该图片的版权登记。若有侵权，请联系我们立即删除。） 如果我不接受惩罚，我反抗你，那就是否认你的存在的合理性，就是否认“我不是神”。这是我和你都不愿意接受的，所以你应该打我，我应该挨打。我们两个看似乎是分裂的两个人，但其实我们两个本来就是一个人，我们共存于一体。我们两个都在为我的自恋服务。 专业上，我们把这个现象叫“潜意识的合谋”。施虐与受虐的双方，在内心本质上是同一的，因为他们都服务于“自恋”。 为何有这种潜意识的合谋？因为这类来访者并非精神病，他们（潜意识地)知道，内在的全能要求的满足是非常艰难、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。相对于通过达到外部的全能要求以满足自恋的艰难、甚至根本不可能来说，通过内在自我折磨满足全能自恋容易得多。所以，自恋满足转换为内心施受虐的病理心理活动机制，其实是实现内心平衡非常聪明的，（在逻辑上）似乎也是很自然的选择。 顺便说一下，对于上述施受虐病理心理活动机制的理解，也让我对专业上施受虐病理心理活动机制解释的某些传统假设，例如“死本能”产生了深深的质疑。 对于这类抑郁患者，解除抑郁的痛苦是他们的（明意识层面）所愿的——因为被抑郁的痛苦折磨确实不好受，但如果解除抑郁的代价是放弃内心的“自恋自我”，则是他们不愿意的。因此，心理治疗——那意味着改变他们的“自恋自我”，会遭受他们（潜意识）的坚决抗拒——那等于在谋杀他们的“（自恋）自我”。 等等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不是中国儒家士子的传统美德吗？“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”不是高尚的理想和情操吗？你怎么分析这是病态的？你是不是受了西方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的影响，才把高尚的情操做出病态分析的谬论？！ 这里我们需要区分的是，“理想”与“妄想”的心理学区分。如果只看思想的表面内容，“理想”与“妄想”的思想内容看起来都是伟大的理想与高尚的情怀。 但它们有本质的区别。本质的区别，就是能否承认客观现实。这是健康的心灵与病态心理的本质区别。人的心理就是大脑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，这种反映越接近客观现实，越是健康，越是背离客观现实，越是病态。 承认客观现实的含义之一，就是要承认我们做为人，能力的局限性——人的局限性是客观而真实地存在的。也就是，我们可以心怀天下，但却要“脚踏实地”。理想可以高大上，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能力有限，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完成。 正因为健康的心灵没有对自己全能的要求，承认自己的能力的局限性，所以他们不会对自己有“全能”的非难，他们面对“理想”充满勇气与信心。他们可以允许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理想目标，他们可以在通向理想的道路上，享受每一个细小成就。快乐与成就感就像一台心灵的发动机，源源不断地供给他们心灵滋养，让他们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。 正因为他们不“全能”，所以每一个幼小的成就，他们的自我都会认可，每一份付出与努力，每一份辛勤的汗水，都带给他们快乐。 回到对非洲饥民忧患的例子。健康的心灵，拥有了这种利他思想，就会转化为实际的行动，例如：我可以报名参加某个援助非洲的项目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充满自我支持和成就的肯定。哪怕我的参与并没有完全改变非洲饥民的现实，但我完全肯定我自己，我已经尽我所能帮助非洲饥民了。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和满足。 而病态的“理想（妄想）”根本不承认客观现实，不承认人的能力局限性，所以他们的“理想（妄想）”，实际上并不能有效转化成朝向理想目标奋斗的动力。他们的“理想（妄想)”，其实只是为证明与满足自己的“自恋”而服务，所以是“必须、应该”、“立即、马上”完成。没有中间过程，没有自我支持。因为妄自尊大，所以不接受任何真实的但却离理想目标很远的成就——对于我的理想：拯救全非洲人民来说，这一点点成就完全不值得肯定，它与我的能力相差太远了——实际上构成的是一种绝对的压力，让他们的自我变得脆弱而易折。 面对拯救非洲饥民的“妄想”，因为我必须应该马上变成全能的神，立即把非洲饥民全部拯救出来——否则就是我的无能与失败。面对这个太过宏大因此变得不可能的任务，“妄想”者现实自我感受到的只是巨大的压力。而“妄想”者并不是精神病，他们的现实自我能够评估这任务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面对这个内心任务，唯一能做的是逃避。或者以拖延、自我欺骗、陷入抑郁当中这些心理防御方式，来防卫内心的粗暴要求。这就是我在以前文章当中描述过的“全能回避”。 所以，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区分“理想”与“妄想”。健康的理想，带给人前进的目标与奋斗的动力，并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，因为自我肯定与自我支持，可以克服前进过程中的困难，享受过程中的每一个成就的快乐，最终达到目标——我们称之为优秀的意志品质。 而“妄想”并不能转化成实际的行动力量，反而给人带来无尽的痛苦，并且在与痛苦纠缠、挣扎的过程当中，陷入抑郁泥潭。 理想是健康人格之产物，而“伴全能之无能感”之“妄想”，只是披上理想外衣之不健康人格之产物。 健康人格拥有理想，则让生命充满希望和力量；而披上理想外衣之“妄想”，则会让人充满紧张、压力和痛苦，陷入抑郁之中；它不但无法给人生活的动力，反而让人害怕生活、逃避自我。